十七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44个师，50万大军，亲自指挥，分南北两面，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此时的**中央因在上海无法立足，于1933年1月迁入了中央苏区。只有26岁的博古作为**中央的总负责，既缺乏一个领导者所必须的资历和能力，还要掌握军事大权，于是便借重从苏联来的李德做“钟馗”唬人。李德是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一年兵，有在德国进行街垒巷战的经验，又在苏联军事院校学习过，履历很漂亮。但他没有实际战略策划的经历，也没有战役指挥的实践，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更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尤为可怕的是，此人在博古的低姿态下，竟自以为了不得，骄横跋扈起来，不愿意向经历了多次战役战斗锻炼的红军指挥员学习，不愿意亲临战场去掌握战争的实际情况，还听不进不同意见。李德与博古的结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1933年9月28日，国民党军占领了苏区重镇黎川，揭开了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序幕。面对国民党军的围剿，红军应对的指导思想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8万人的红军分成中央军和东方军，分别向敌人的碉堡和坚固工事进攻，结果处处碰壁。受挫之后又畏敌如虎，变盲目进攻为消极防御，在各个交通要道、关隘、城镇处处设防，分兵把守，以阵地战来抵御敌人的进攻。结果是在敌人的飞机大炮面前被动挨打，红军阵地一个个被摧毁丢失，根据地日渐缩小。
1934年3月，彭德怀连续4次向军委提出，红军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外线作战，以粉碎敌人的围剿；不听，反把与彭德怀一起联名提建议的政委滕代远撤了职，算是对彭的一个警告。4月，敌11个师进攻苏区北方门户广昌，李德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保卫中国革命而战”，孤注一掷，要在广昌与敌“决战”。9个师的红军调到了广昌，在抚河两岸修筑碉堡工事，抵抗敌军的进攻。结果战役打了18天，红军损失5000余，再无力打下去，被迫退出广昌。此役之后，李德、博古对保卫苏区的信心尽失，再不知道该怎么打仗了，在惊慌失措之下给共产国际写了报告，准备逃离苏区。
7月，敌人兵分6路向苏区中心地区进攻，红军则分兵6处全面抵挡，结果各处均遭败绩。我所在的五军团更是伤亡惨重，许多连队打得就剩下十几个人，团以下干部损失更严重，部队怨声载道。
7月的一天，陈师长把我叫到师部，对我说：“师里研究决定把一些损失严重的部队重新组织，编成一个独立营，让你去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
我心一沉，说：“服从组织决定。”
师长听了高兴：“好，**员就是要挑重担子。你要把这个营建成一支打不烂的队伍，建成我们师的骨干部队，在关键时刻发挥他的作用。”
此时也只有义不容辞了，我当即回道：“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略一迟疑，鼓足勇气，又说：“师长，我有一些想法，不知能不能讲？”
师长看看我，说：“你讲。”
我把憋了几个月的话都倒了出来：“师长，《孙子兵法》曰：‘善攻者，敌不知所守；善守者，敌不知所攻。’又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是军事指挥人员都应该清楚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