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的时候，我们到上海康复维修假肢，王技师就告诉我说：“徐卫东，你的假肢已经到年限了。这次是给你凑合上了。要不了一年，就得换新的。回去跟你们领导好好讲一讲，这次是最后一次维修，下次无法修了。”
回到沈阳以后，我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说：“到时候再说。”就把我给打发了。果然，假肢只用了一年，就再也不能动了。我清楚的很，申请更换假肢不同于维修，那需要一大笔费用。而在我个人来说，以后，儿子马上就要上学了，到那时再想去上海，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我每隔10天左右，就去跟领导要求一次。管理处和所里的领导几乎是找了个遍。终于在93年的春天，我更换假肢的事情被批准了。
我们这次南下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又能去上海安假肢，看到同命的朋友。而忧的是，岳母在我们家。虽说她能为我们看家，可是她对电器和煤气不是太熟悉，尤其是她有很重的鼻炎，闻不到气味。生怕她忘记了关煤气阀发生危险。我们在临走前，对她是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她一定要倍加小心，以免发生危险。姥姥想让外孙留在家里作伴，可无论她怎样哄，徐强是说啥也不干。他生气地说：“不好！在家有啥意思呀？到上海可以坐火车，可以看到大轮船。我才不留在家里那。我一定要跟我爸妈他们去。”
岳母说：“瞅瞅你们把孩子惯的，管谁也不跟。”
秀莲说：“俺们身边谁也没有，谁都指望不上。从出生到现在，他一直跟着我们。你让他留下，他能干嘛？”
在我们要出家门时，秀莲嘱咐儿子：“我告诉你小徐强，到外边不准你提钱，听着没？”
儿子仰起脸来疑惑地问：“为什么呀？”
他妈说：“还记得上次搁上海邮局里，你爸写字时，咱们不小心，把钱丢了的事不？”
儿子说：“记的。”
“现在外面小偷还是很多。所以，不能提钱。要不，让小偷给咱偷了。咱们就没钱用了，也回不了家啦！”
“我一定不说钱。”还别说，一路上，儿子确实没让我们买任何东西。而且，许多次伸出他的一双小手，把我的假手塞进衣兜里。我问他：“干啥呀？”
他拽着我让我蹲下，然后，扒在我耳边说：“小心让坏人看到，要不他们该抢我们钱了。”真是人小鬼大，这么一点就知道防患于未然了。同时，我心里也很难受，孩子这么小就让他操这样的心。而且跟着我们都要为安全担心。这是其他孩子不会有的顾虑。小心是好的，但是，不能让孩子有这种恐惧心理。我安慰儿子说：“不会的。坏人没有好人多。再说还有警察叔叔那。不要怕。”到了上海以后，跟姜颖大姐母女提起此事时，她们都感到我们的孩子太懂事了。
到了康复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医院的大楼被竹排封闭起来，楼里楼外搭起了许多架子，工人们正在搞装修。二楼的住院部和三楼康复没有住院的病人。我们来到顶楼一看究竟，假肢的操作间里，王技师坐在那里一丝不苟地工作着。我跟他打招呼问：“王技师你好啊？”
“哦，你好，你好？”
“怎么，唱起空城计了？”
“这不是在装修吗！没办法，他们都住到外面去住了。不行，你们也先找地方住下来，完了再说吧！”
我们与他闲聊了一会，退出来去找旅店。在康复的附近有个小旅店是地下室，我们为了省点钱，将就地住了进去。
第二天的午后，我们和姜颖姐正在王技师那里，包头的杨师傅领着他的小女儿杨青来了。姑娘很漂亮，白里透红的圆脸，眉清目秀，悬胆的鼻子，红红的双唇。虽说只有二八年华，可也发育的完美无缺，透露出成熟姑娘的无限朝气。老友相聚分外地欣喜。我们大伙在一起漫步外滩，在一起叙事聚餐。由于杨师傅父女第二天要去杭州，我们相聚匆匆，相约他日再相会。
姜颖大姐和大姨比我们早到上海10天，她们娘俩住在一个招待所里。闲暇时我们一起上街，过后在她们的房间里盘横。娘俩个得知我们为了省钱住在地下室里。纷纷地劝说我们：“穷家富路，你们也太省了。那地下室你们成年人受得了，这孩子那么小，要是落下啥病，你们不后悔呀？”
我的主张历来就是：听人劝吃饱饭。我们也离开地下室，住进了招待所。可是我这没有双手的人，住在正规的招待所里，秀莲帮我上厕所时，就不是那么方便了。后来，我们听说在徐家汇交大附近，有个小旅店很适合我们，那里交几块钱就可以自己做饭吃，比在外边买着吃要便宜许多。而且，那里已经住了好几个康复的残疾人，我们又转去了那里。
在旅店里有个天津的小伙子，圆头圆脸胖身子，整天地嘻嘻哈哈，是个乐天派。他是个油田工人。工伤事故使他失去了左小臂。也是来交大安假手的。此人姓黄名军。徐强第一次听到别人叫他的名字，就悄悄地跑回来，神秘地问我：“爸，他是日本鬼子吧？”
我和秀莲都被他逗乐了。我说：“不是。他的姓是黄色的黄，日本鬼子是皇帝的皇。再说，日本鬼子早就被八路军打跑了。”
黄军很喜欢小孩子。没过几天，徐强就跟他混熟了。只要是黄军在店里，这小店就像开了锅一样。他的嗓门很大，而且很爱说笑。时不时地一会说天津话，一会说山东话，一会又说广东话。徐强也跟着他南腔北调地学着。
住进小店的第二天，由武汉来了一家三口。年轻的爸爸叫田亮，是个缺少右臂的同命人。还有他美丽的妻子和漂亮的小女儿。巧的是田亮一眼认出了来我们房间的姜颖姐。他们是在88年认识的。随之而来的是杨师傅父女，他们在杭州火车站与小冼夫妇相遇，然后，一同来到了店里。
不论天涯与海角，同命相连变为亲。我们干脆与店主商量调换成两个大房间。我、杨师傅、杭州的小郑，武汉的田亮和天津的黄军，我们五个男人住一间。秀莲带着儿子，杨师傅的女儿杨青，杭州的小冼和武汉田亮的爱人带着孩子，他们住了另一间。
大家不是一家，胜似一家。彼此关心，彼此照应。姜颖姐和大姨不在这里，女同胞里就属秀莲年纪大。她说：“咱们自己把粮食和菜买好了，自己做着吃。不比到外面吃省钱啊？再说，自己想吃什么，就做什么。还不用来回跑。”
她的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都说：“咱们吃住都在一起，就更好了。”
杨师傅说：“这样，咱们有力的出力，没力的就出钱。小祁和小田媳妇，你们俩为大家做饭，你们就不用出钱了。花多少钱咱们剩下的人均摊。”
我们相让半天，最后，还是照杨师傅说的办。在此之间，黄军与我们没聚几天就走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秀莲、小冼和小田爱人以及杨青带着孩子，外出采购，烧菜煮饭，里里外外忙碌着。杨青青春年少，喜欢领着徐强和田甜（田亮的女儿）他们俩玩。他们在一起讲故事，猜谜语，背诗和唱歌，开心得很。不知道人还以为，我们这是一大家子来此定居那！
在我与每个老友相见时，他们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徐卫东，你是不是做美容啊？怎么越来越年轻了。”
我忍不住笑地说：“开玩笑，我都这样了，还能花钱去做美容？”
“真的，你看，你脸上连一条皱纹都没有。这头发......？”
我骄傲地说：“看出来了？假的！”
“哎！别说，不仔细看，还真就看不出来。真的挺好的。”
我没有怕人的事。我就告诉他们“前两年，我们孩子他老舅来我们家。我们一起到公园玩，还照了许多像。事后，小老弟把我们的照片拿回去，跟他一个宿舍的工友看到照片上的我，是一身的蓝料子中山服，蓝色的前进帽，分明就是个老工人。他们就问他：‘家乐，这是你哪个叔叔啊？’把小老弟整的怪不好意思的。等他再来我们家时，极力的劝我到联营公司买个假发。我说：‘我已经有你姐了，不想再到处招风了。’他说：‘那也不行！你非得买不可。要不我们都比你小一辈，吃亏大了。’就这样，我花了98块钱，买了个假发套。现在也戴习惯了。”......
我们这一伙人，除了到康复去看假手的制作和维修，要不就上街购物，最多的时候，都是在店里聊天。我们谈***的南巡讲话，他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大家都说：“***说的就是在理。”
我们还谈去年“14大”***的工作报告里说：“......上海浦东新区是今后十年开放开发的重点。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我们还议论希望工程，企业转制，***的离任，澳门基本法的公布，公务员有了制度，海峡两岸的“汪辜会谈”，京九铁路的开工等等都是我们的话题。当然，必不可少的还有我们残疾人各自的待遇问题。我所认识的病友，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工伤。有少数的单位待遇搞得好，不用你去要，该给你的一样都不少。
有的单位不是太好。你得舍出脸来去求领导，要请客送礼，不然，扔给你的永远是一句话：“烟酒（研究），烟酒（研究）。”这样的占多数。也有的是靠有胆量，你要是不给我待遇，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是又打又闹，加上砸（砸办公室），在办公室拉屎撒尿的也大有人在，更有甚者还有自杀跳楼的。再就是我这样的。等是等不来的，请客送礼也不好使，那你就得有极好的耐性，极强的信心和决心，坚持持久战，开展蘑菇战术软磨硬泡。也有极个别的朋友，大智若愚，与世无争，给我什么就算什么，绝不向五斗米折腰。我们这些人真可谓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半个月以后，杨师傅领着他的女儿离开我们回老家去了。接着姜颖姐和大姨要到北京去也走了。由于我们的经费少，不能长时间耽搁，我们催着赶着王技师为我做好假手，在来上海一个月以后，我们踏上了归程。在同一个时间里，小冼夫妇把我们送上了火车，他们也离开上海，一南一北各自飞。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去上海。留下的只有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