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晨，西柏林下起了毛毛细雨，托娃和约瑟夫坐在餐厅的桌前，等着他妻子备齐早餐。
托娃不由自主地盯着主人直看，她想判断出约瑟夫与他的父亲谬勒——希特勒的替身——在相貌举止上有无相同之处。但托娃找不出共同点。小谬勒——她估计年龄在四十八岁上下——面孔长得略肥厚、臃肿，花白的头发向头顶梳拢着，没有八字胡。
昨天，当托娃在电话里与他谈到想采写一篇报道，反映一下谬勒的全市闻名的模仿希特勒表演时，这位演员之子很是高兴，当即邀请托娃今天早晨来他家共进早餐。
早饭前，小谬勒已经拿出几张颜色发黄的赞颂谬勒表演才能的报纸给托娃看。之后，他们谈起了盖世太保将他抓走的那天夜晚的情况。
“是啊，我母亲经常谈起那天夜里的事，那是我们家无法忘怀的时刻，”约瑟夫承认道，仍然记忆犹新，“我父亲被抓去面见希特勒本人了。”
“显然是因为希特勒需要一个替身。在安内莉泽小姐给您寄来奥林匹克影片之前，您是否知道这一情况？”
“我一直不能肯定。我只知道我父亲见到了希特勒，而且接受了希特勒的某种任务。但我从母亲时不时透露出的线索中，也模模糊糊地猜到了我父亲所起的作用。我父亲拒绝谈论此事。当然，我那时还很小，战争结束时大概只有七八岁，丝毫不懂得政治。”
吃着早饭，托娃又提出一个问题：“这么说，在一九三六年奥运会的大部分时间内，谬勒充当了希特勒的替身。在那之后他是否继续扮演了这种角色？”
约瑟夫拿起叉子分开冷肉，吃下第一片：“是的。我长大之后终于猜出来了，我父亲做了希特勒的替代之物。”
“但您一直不能肯定，是吗？”
“不能绝对肯定。我大姐告诉我，奥运会之后他在家里待了很长时间，好像是在待命。但我们过得挺不错，我估计希特勒有薪水发给他。等战争真正打响之后，大概一九四零年左右，我父亲离开家的时候就频繁多了。有时一走就是好些天。我母亲就说，他是在为政府工作，有时是去完成元首的特殊使命。”
“您能否看得出来，具体哪一次是他扮演了希特勒的替身？”
“不行，我不能，”约瑟夫略感不快地说，“您听我说，随着战争越打越紧张，我父亲离家的时间越来越久了。一九四四年他只回来过几次，而且嘴像贴了封条似的什么也不说。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我刚刚八岁——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回家来，准备把我母亲、几个姐姐和我转移到安全地带去。他决定把我们送往上萨尔斯堡。在我记忆中，他好像是打算与我们一同到那里去的，可是一天下午，四名盖世太保特工人员又将我父亲带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托娃控制住内心的激动，问：“您还记得您父亲最后一次被带走的日期吗？”
“不完全准确，但我相信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的最后几天。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战争就结束了。但我父亲没有了踪影，我们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
对于托娃来说，一切都符合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她冲口提出了下一个问题：“您父亲会不会被带到了元首暗堡的希特勒那里，并一直伴他到末日？”
约瑟夫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说：“我父亲伴着希特勒待在暗堡里？唉，我想不会。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时存在着两个希特勒。总会被人看见和知道的。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托娃伸了伸腰，说：“我想，可能是您父亲被迫自杀，却让真正的希特勒逃生了。”
这种可能性使小谬勒目瞪口呆。“您是说，我父亲自杀——或被杀——后进行了火化，以欺骗战胜者？”
“我认为这完全可能发生。”
约瑟夫沉不住气，站起来说：“我怀疑您能否证实这一点。我读过记述希特勒最后一段暗堡生活的资料。他待在暗堡里，待在地下好几个星期。从未出来过。如果谬勒能够作为希特勒走入地下，钻入暗堡，那必须有个条件：希特勒在那之前曾经出去过，现在又返回了。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您能肯定希特勒在他一生的最后—个星期确实没有离开过暗堡吗？或者说，确实没有人看见他返回暗堡？”
约瑟夫更加激动了：“我当然不能肯定。难道您能找到一个人，他可以发誓说在最后几天他曾经看见希特勒——或希特勒的相像者——走进了暗堡？”
“我或许能。”
“那么，您就会最终将希特勒的秘密揭露出来，而且，而且……将发现我父亲的真情。我祝您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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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后，托娃返回布里斯托旅馆，她马上按响埃米莉房间的门铃。
“我担心您已去了挖掘现场。”她喘着气对埃米莉说。
“我正要走。”埃米莉说着，抬了抬手中的雨衣。她走到窗前，愁眉不展地看了看下面已经淋湿的街道。“我的挖掘队正冒雨在那里干着哪。我看雨已经小了。可能快停了。”她转身面对托娃，问：“您进屋来吗？看样子您心中有事。”
“我需要您的帮助。我想这也是互相帮助。我们能谈一会儿吗？”
“当然可以。请坐。”
托娃一屁股坐进沙发。“我见过了约瑟夫，刚从他那儿来。”接着，她一口气把会见的详细经过叙述出来，“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当希特勒已在暗堡里的时候又看见希特勒进入暗堡的人。”她补充道，“在暗堡入口值勤的党卫军卫兵可能知道。您提到过，您曾会见过这样一个卫兵。”
“是的，福戈尔。他在那里站岗。”
“您能为我给福戈尔打个电话吗？”托娃问。
埃米莉这时已经走向电话机。她拨下福戈尔的号码，托娃离开沙发，凑到她身边来。
埃米莉说明身份之后很快就提出了主要问题。“福戈尔先生，我忽然想起一个小问题——希特勒自杀之前在元首暗堡的地下室里待了多长时间？我想您能帮我搞清楚。”
“尽力而为吧，”福戈尔说，“请大点声讲话。”
埃米莉提高音量说：“根据至少二十名证人所提供的情况，希特勒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从旧总理府搬入较为安全的元首暗堡的。”
“大概是这个时间。”福戈尔同意。
“好，我们知道，人们看到希特勒公开在暗堡里活动的最后一天的日期是——”埃米莉继续说，“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
“对。”
“很好，问题是：希特勒最后一次被人看到离开暗堡——不管出去做什么，甚至包括散步——以及他最后一次返回暗堡的日期是什么时候？根据若干最可靠的知情人提供的证词，希特勒在四月二十日通过地道去新总理府出席了他五十四岁的生日宴会，新闻短片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打那以后，他钻进暗堡就再没有出来。就是说，从四月二十日直至他毙命，他始终待在暗堡内。这种说法对吗？”<>